管培俊，邓磊  教师教育学报

 

2013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教师致慰问信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2014年，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这充分肯定了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和发展教师教育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们无法回避教师队伍建设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适应”的问题。要解决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必须从教师教育着手，从其根源上补齐短板，促进教师教育在新时代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教授为教师发声，提交了一份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提案。数十年来，管培俊教授一直心系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他的提案不仅是针对当前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更是为教师教育和教师职业的长远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本刊邓磊副主编以“未来中国如何培养教师”为主题，对管培俊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期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管培俊教授关于教师教育的思考。

一、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

邓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到了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您如何理解“大先生”的精神内涵？

管培俊：我认为教师的成长发展有三重境界。首先，是做一名合格教师。教育部颁布了教师专业标准，这是合格教师的专业标准。其次，是做一名“好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提出了他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即具备“四有”（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最后，教师养成的最高境界，应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所谓“大先生”，“大”在志向高远；“大”在学问、境界；“大”在“学术魅力”“人格魅力”。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好老师”和“大先生”的要求符合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标准。依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高等院校师范生的培养，应当坚持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朝着“好老师”和“大先生”的目标与境界迈进。

邓磊：您认为承担师范生培养任务的高等院校应当如何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

管培俊：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教师教育要坚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守正创新。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宗旨和中心任务，这决定了“学生为本、育人为本”是教师应坚守的首要原则和职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赋予教师群体的崇高使命。广大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职责，还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培养新时代“大先生”，教师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统一”的精神内涵并在实践中努力予以贯彻。这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保障，也是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要求、政治素质过硬、教学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关键所在。从教师个体来说，成为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先生”，要以学生为本，履行好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

二是以师德为先。师德养成教育是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新时代更加需要教师自尊自爱、以德育人。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声音，否认教师职业的神圣性，把师德规范和要求都归之为“道德绑架”。从表面上看，这貌似是为教师讲话，实则是让教师放弃使命。我们要与这种观点划清界限。教师职业具有天然的示范性，为人师表，此之谓也。“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都需“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将师德教育放在教师教育的首位，可见衡量教师职业的第一标准便是师德。一种职业若要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就要加强人们维护该职业声誉的意识和自觉，做到自尊自爱、自律自强。少数教师的失德行为往往将教师道德推到社会舆论的中心并将矛头指向整个教师队伍，损害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不愿意看到教师的崇高形象被玷污。全国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职业地位，维护自己的职业声誉，就要用严格的机制约束自己，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坚守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如此才能赢得社会尊重、重塑师道尊严。

三是以能力为重。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很强的教学能力，能够胜任教书育人的工作。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和信息化引起的教与学的革命性变化，从两方面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开拓视野、兼收并蓄”“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于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教师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更要做到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发展。他于2014年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强调：“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找准教师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

四是终身学习。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教师要坚持发展的理念，强化自我发展的能力，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邓磊：现今，社会对教师入职条件和教学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您也多次说过要努力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做，才能充分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管培俊：要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需要让教师这个职业真正成为全社会受人尊敬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工作。

首先，要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相关法规。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为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突显了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了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确立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劳凯声、周洪宇等许多专家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建立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制度”有利于增强教师的国家意识和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明确教师职业的权利义务，有利于强化保障能力和提高管理能力。

其次，要保障教师履行教育教学、教书育人的职责权利。目前，不管是在课堂内外还是学校内外，一旦学生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受到指责的就是教师，学校和教师往往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敢管学生，甚至连和学生正常谈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其实，学生发生不测和意外事件，大家都很痛心，全社会都给予关切和同情。但是，在同情痛苦之余，一定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多少是或不是教师的原因，教师在事件中应负多大的责任。所以，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敢管敢抓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一线教师不敢担当作为。因此，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明晰权责边界，细化教育教学专业标准，明确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拥有的职业权利，并对教育惩戒权的界限等教师难以把握的问题给予专业的界定，让教师放下包袱，敢管、善教。让教师法律从“软法”变成“硬法”，维护教师职业的权威性。

再次，要确立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和待遇，不仅包括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还包括教师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要让教师有比较体面的生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提高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也是在情理之中。《2019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表明，在许多地方，教师年均工资收入低于当地公务员水平，拖欠教师工资、教师工资福利政策得不到落实等问题仍然存在，种种侵犯教师群体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当前仍要努力贯彻教育投入更多向教师倾斜的政策，保障和提高教师待遇，尤其要重点关注青年教师群体。目前，青年教师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和负担，现在实行的是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而青年教师往往职务还没晋升，薪酬待遇普遍较低，其创造曲线、工作生活负担曲线与其薪酬待遇曲线存在严重偏离。因此，对青年教师应当给予格外的关照和支持，采取特殊措施施以援手，如发放住房补贴，解决孩子入托、入学问题，创造良好的医疗条件等。这些非工资待遇有助于构成一个依托政策提升情怀的小环境。虽然青年教师的薪酬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不是很高，但如果在非工资待遇、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等方面有不错的福利和环境，也会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也就能够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各地政府各级各类学校想要吸引“好老师”，留住“好老师”，激发在职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要让教师能有一个明朗的职业预期，使教师感觉到只要心无旁骛地努力工作，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要严把教师选聘入口关。教师职业要在社会上保持较高的声誉，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和完善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当前，我国教师职业准入普遍存在“宽”“松”“软”等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教师准入制度形式大于内容，部分教师没有修学任何教师教育课程和进行任何教育实习，却能很容易通过所有审查、测试和考试，取得教师资格证上岗任教，真是匪夷所思！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国家有大法，实施有条例，但有些地方仍然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对教师准入没有实行严格把控。我看到，在一些师范院校校园中，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机构的广告比比皆是，被堂而皇之地张贴各处，公开“承诺”保证经过辅导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这对师范院校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什么无人管理？！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师范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本。有人说，教师资格考试使师范教育失去优势，这是误解、误读。恰恰相反，教师资格考试和资格准入机制是师范教育的巨大优势，它使得修学教师教育课程和开展教育实习实训成为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前置条件。这不是狭隘的行业保护，而是教育规律使然。否则，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就会遥遥无期，教师教育也就缺乏发展的真正动力。

教师队伍建设的着眼点就是教师资格准入。只要这个关口把严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每个环节就能环环相扣、有序推进。所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实施“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资格准入与管理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建立教师流动机制、编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如果教师准入没有一个“高门槛”和严格把关机制，那么教师的培养、培训和发展就缺乏方向和内在动力。因此，必须尽快推进我国教师法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清理各种取证助考机构。

三、创新乡村教师保障机制

邓磊：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实现全面脱贫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此背景下，教师教育应作出怎样的回应？

管培俊：实现乡村振兴，教育是必由之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提高师资质量。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差距就是教师的差距。我国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说到底是师资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影响力逐步提高。在相当多的地方，中小学教师正在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在提升，整体学历水平和高学历的比例在逐步提高，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乡村教师跟城市教师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极大地制约了乡村教育质量的提高，阻碍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提高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

乡村教师队伍总体上来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结构失衡，二是素质不高。目前，教师资源配置失衡，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乡村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师资力量分布不均衡，城市超编与乡村部分地区教师紧缺的现象并存；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内部各学科教师分布不均衡，乡村中小学外语、信息技术、音体美等课程的教师紧缺。另外，乡村教师补充难、培训难，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就要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乡村师资力量，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乡村学校教师保障机制。

虽然当前城乡差距在缩小，但是协调城乡教师资源的配置仍存在很大困难，乡村教师队伍力量薄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教师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完全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教师供求关系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借助政府的支持和干预，才有可能纾解困局。目前，全国有300多万乡村教师，县镇以下的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包括教学点学校，政府要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学习条件等。当然，这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过程。很多小规模的乡村学校以及一些教学点学校面临着师资队伍极不稳定的挑战，学校教育甚至难以为继。留下的教师自然也缺乏稳定感，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自然也会减弱。我相信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得到实施，农村面貌会有一个大的改变，一些乡村学校也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到那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学校的教师，都能从教育教学的工作中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邓磊：2006年，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决定组织实施“特岗计划”，至今已有十多年，未来“特岗计划”等专项计划是否还将继续实施？

管培俊：国家支持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简称“特岗计划”）等专项计划功德无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大学生直接到农村学校任教。为了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特岗计划”应当持续实施。首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扩大规模，加大支持的力度，重点关注“三区三州”、原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为乡村学校进一步补充思想政治、音体美、外语、信息技术等课程紧缺的特岗教师。其次，要进一步严把教师入口关，坚持省级统筹、公开招聘、保证质量等原则。“特岗计划”实施以来，至今为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1000多个县的3万多所乡村学校和教学点补充了95万名中小学教师。通过“特岗计划”直接或间接补充的教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数量最多、学历最高、待遇保障最为稳定的新一代乡村教师。国家4部委的文件规定了特岗教师在核定编制总额内进行公开招聘、择优录用、聘期3年等要求。聘期满后，教师可自行选择是否留下。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加入到乡村教师的行列中。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鼓励和希望他们在3年聘期结束后，能够继续留在当地任教。凡是3年聘期满后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当地有关部门要热情欢迎、大力支持，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保证做到有编有岗，充分肯定他们的有志之心。

四、深化教师教育综合改革

邓磊：我国在20世纪末之前施行的是3级师范教育体系，即中师、师专、大学共同培养不同层次的教师。高校扩招之后，中师基本不复存在，师专普遍升级为本科院校，大部分师范大学已经变成综合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教师培养机构应当怎样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以满足新时代对教师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呢？

管培俊：考察我国师范教育变革和教师教育体系建立的过程，大概划分3个阶段，即独立的3级师范教育体系恢复发展时期（20世纪80至90年代）、开放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初建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开放灵活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调整发展时期（21世纪初至今）。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新的教师教育体系框架、格局逐步建立起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提出了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为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方面，深化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一定要理解我国教师教育体系“开放”和“灵活”的内涵特征。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开放，是相对于原有独立和封闭的体系而言的。回顾历史，我国教师教育体系从引进德国和日本的师范教育制度到学习美国等国家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建立专门的师范体系，其“开放”就体现在我国引进国外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上。分析这个历史演变，重要的是认识当初开放的初衷是什么、现在开放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教师教育体系的开放，首先是为了克服原来单一、封闭的师范院校体系的弊端，让更多的资源能够参与教师的培养，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当然，“开放”的同时也催生了竞争，这有利于改变“就你这一家，别无其他店”的局面。在竞争的态势下，要充分利用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培养培训教师。

另一方面，深化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一定要促进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高素质专业化教师是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教师教育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领域。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也就是要改变过去师范院校单一的课程体系，利用多学科综合化的优势，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教师教育开放的目的，就是打破旧的平衡，形成培养机构之间良性竞争，使这个体系更有发展的活力。因此“灵活”也就自然成为新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特点。如果说“开放”是相对于封闭、稳定、垄断而言，那么“灵活”则是相对于僵化、迟滞、不敏锐而言。因此，打破单一、封闭、僵化的教师培养培训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师范院校，所有具备条件的非师范院校特别是高水平综合大学都可以培养培训教师。时至今日，我国的教师教育体系已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系统，既是基础教育的支持系统，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对立的思维看待“师范”和“非师范”教育，应当打破条块分割、地域界限、旧的分工和体制阻隔，逐步将教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来，实现教师培养培训的“大学化”。从这个角度看，现今的“师范院校”已不是原来的师范院校，而是越来越具有“大学”特质的师范院校；“非师范院校”更是凭借“大学”的优势参与教师教育。所以，“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并不是任何“非师范院校”都可以参与，基础教育对师资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队伍的数量、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需要师范院校重新建构“主体观”，并以全新的姿态担负起教师教育的责任。“非师范院校”也要重新建构“参与观”，鼓励和倡导更多的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其中。我在师范教育司司长任上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高水平综合大学建设方面实质性参与不足。

邓磊：在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探索多种人才培养培训途径方面，您认为具体有哪几项举措呢？

管培俊：一是要持续推进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公费教育传达的是国家意志，公费师范生要有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中小学教师实行公务员制度，意味着培养的师范生就是国家教育公务员，那么毕业后为国家服务也是天经地义的。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读师范专业，支持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为培育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乃至新一代教育家、教育专家提供肥沃的土壤。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手段，对教师教育提供大力支持，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下有效的政府行为。国家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是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让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重视教师，加大对师范教育的支持力度。现在教师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供大于求，这也是正常的。教师的人才市场必须供大于求，才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地方师范院校公费师范生培养规模还应进一步扩大。不可否认，现在教师供给上存在着经济学中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应当在稳定或增加总量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减少低资质院校师范生培养数量，相应加大高资质院校的培养规模，逐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效应。因此，持续推进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是必要的。

二是要改革招生办法，确保师范生生源质量。改革师范生招生制度需要迈出更大步伐。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刚开始实施时，许多人对这项政策的初衷和具体规定不太了解，有一些舆论就认为国家用政策“绑架”学生，好在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师范教育要保证人才质量，要培养出中国“好老师”，一定要有优质生源。师范生要有热爱教育的赤子之心，这颗“心”是无法被绑架的。挑选那些有爱心、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将来有志于立足教师岗位的青年人进入教师队伍。因此，师范生招生制度要改革，面临的瓶颈要突破，各项政策要落地（如提前招生、增加面试环节、进校后二次选择专业等）。如果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那么公费师范生生源质量就有了保证。进校后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很重要，不愿意未来从教的学生可以选择从师范培养专业中出来，愿意从教的学生可以选择进入。最初我们曾有这样的担忧：一方面，师范生在二次选择时放弃师范专业带来学员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未必有更多的非师范类专业的学生愿意选择师范专业。我相信当二次选择专业的制度健全起来后，师范专业的师范生会觉得学校并没有强制自己，专业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的，所有这些决定都是自觉自愿的。只有真正喜欢做老师的人，才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主动发展自己。我认为这样的制度，对师范专业和教师职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三是要把教师教育放在师范大学、师范院校工作的首位，包括其资源配置、支持措施等都要落实到位。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只有加强对教师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等措施落到实处。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很多教师教育培养方案中，关于教育实习等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实践训练都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相应部门应予以跟进，否则将会影响整个地区教师教育培养基地工作的开展。我国的师范教育要坚持教师教育方向不动摇、教师教育体系开放不动摇的方针，尽快推动“支持鼓励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鼓励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保障师范类毕业生优先从教”等政策落地。这方面，西南大学始终将教师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不断对标一流综合性大学，优化教学内容，建设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精品课程，打造“课程体系－研究型教学－科研实践活动”相互支撑的师范生学科专业能力培养体系，构建有用人单位、行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不断探索提升师范生学科专业水平的新路径。

四是建立开放灵活的教师培养培训运行机制。“开放”“灵活”的原则不仅体现在教学过程中，还要体现在学科、专业、课程的建设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范生的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教师培养的关键环节，然而当前部分师范院校的教育实践环节还很薄弱，教育实习实践的时间相对较短，要求不统一，实习基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见习、教育研究与实验等没有列入教育实践课程。在学科教学论教师中，很多人都存在着教学技能不足的问题。不少师范毕业生，到岗任教后不能适应教学，无法有效地管理课堂，教学技能严重不足。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实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障师范生的实践训练。我建议我国相关部门要着手研究制定有关师范生的实习条例。有法可依后，政府教育部门就可以将师范生实习列入工作规划中，财政部门就可以依法提供经费支持，相关单位就可以承担起实习训练的责任，从而有序安排好师范生实习工作。中小学校应积极履行接受和指导师范生实习的义务和责任，不要将其看成是负担和麻烦。只有保证师范生获得大量的实习机会，才能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形成师范生实习的良性循环。

五是积极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举措。将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的实习与支教两件事结合起来是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举措。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把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其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农村既是教育的难点又是重点，关系国家教育的全局，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师范生的实习支教，一方面使师范生实习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师资紧缺的矛盾在一定区域内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带动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方面，西南大学、忻州师范学院等院校长期坚持师范生实习支教举措，经验丰富，成效显著。

西南大学在教育部6所部属高校中，承担师范生公费教育任务的规模最大，并对深化教师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在学校党委的支持领导和陈时见副校长的直接推动下，在培养面向未来的中国“好老师”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一是创新综合大学教师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资源集中整合到教师教育学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二是打破固有学科边界，立足于交叉学科，建设教师教育一级学科；三是打造教师教育相关学科专业集群；四是拓宽人才培养口径，打造“双师型”教师教育人才梯队；五是产出引领教师教育学科前沿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六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七是构建教师教育实践共同体，实现大、中、小学协同发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南大学通过建设一批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推动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机构和中小学校之间的有效联动，明确了各主体的责任使命。一方面，统筹设计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课程，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让师范生走进课堂，利用“国培计划”培训资源促进师范生职前与职后融合培养，推进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另一方面，通过“大、中、小学课堂对接”等形式，将教师教育实验区内的优秀中小学名师以及教研机构专家“请进来”，各师范生培养院系选派师资“走出去”，这是一个中小学与大学融合发展的大好机会。大学教师、师范生将新的教育理念带到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促进中小学的教学改革；师范生又从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中获得了教学能力的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促进交流的良性循环。在学校的精心组织下，实验区规模逐年扩大，参与的学生从首批的10名发展到现如今的几百名，切实落实了师范生教育实践累计不少于1个学期的制度，建立了数十个实习基地，服务地区延伸至四川和贵州等省，为缓解当地及周边地区农村师资紧缺、改善教师素质偏低等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

邓磊：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有其内在的秩序性和复杂性，我们今天对“未来中国如何培养教师”的主题交流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方面，因此主要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聚焦于面向未来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分享了您的思考和观点，感谢您接受我刊专访！